在國科會與教育部以國際化之名大力推動下，各類學術期刊與論文的評比指標已然日益成為學術「評價」的參考基準，該趨勢對增益學術出版固然有目共睹，但對於知識創新與深度研究而言卻難斷其禍福。其實這些所謂「指標」，源於分析社群關係的sociometry，後來被應用於學術文獻援引的研究，例如Diane Crane（1972）的Invisible College 與Warren Hagstrom（1975）的Scientific Community，以至於Thomas Kuhn（1962）的知識社會學，其關注焦點都在於社群關係結構上。此一方法如果有任何期刊論文評比的作用，係在透過文獻引用頻率與方向取得個別學者或論文於社群中的相對位置，把這些個別作者或論文的相對位置加總為期刊評比，無論使用何種複雜的加權程序，已經產生了總和平均的作用，該作法是否能倒過來將此一總和平均的指標數值推斷為個別論文的「價值」，則不無疑問。

再者我們收集特定領域學者的論文，一般而言限於相對狹小的學術研究題材，卻不必限定論文發表的期刊、專書、或學術會議、甚至於教科書章節，而就這些學者的歷來著作分析援引文獻的頻率與方向，建立學術傳承的關係結構，選材上已受限於文字、國籍與學術領域，若再排除期刊、專書、或學術會議、教科書之排除，則此一「關係結構」所謂為何就難以確定了。尤有進者，此一關係結構固然不是利益的結合，更不是門戶溝壑，卻也多少顯示了學術領導與跟從的關係結構，若未能深究及此，即就既有關係結構加碼，其結果將是阻礙創新、批判、與深度研究的發展。
台灣高舉「國際化」大纛有其莫可奈何的現實背景，而學術界作為社會成員，又具備有國際化的基本能力，自然被期望為國際化的先鋒，因此而有各種國際指標的出現，學者若不小心即有可能被轉化為標準化生產線的一員，學術與社會地位評價因之受損。國際化要能有具體成效，整個社會的典章制度與國際接軌才是要務，學術研究本就具有國際合作的內涵，只要政府寬列預算鼓勵合作，慎選領域發展學術領導的關鍵地位，則學術國際化要有成果並非難事。反觀現實，政府支持國際學術合作過分著力在細節，仍未能建置一個良好機制讓具有潛力的學術領導得以成型，該狀況若未能早日改善，不啻是要在一個說華語寫中文的社會中，創造出英語文的殖民地，並無補於大局；即使因此而有成果，也僅止於學者個人累積出版與成就而已，無助於整體學術環境的改造與永續發展。

在這種困境下，我們因此而更關心如何去除掉因學術期刊評比與學術評審的誤用而帶來對學術發展的傷害，以及如何在深切檢討後建立攸關學術長程發展的學術社群問題。我們深信所謂「學術評審」就是學術評審，不是機械性的可以用一張表與計算機就可以算出來。無論東西方，學術發展的原動力都是一群有興趣的學者研讀彼此的論文，交換批判與心得，重點在於互相學習，期望能替學術殿堂多墊幾塊基石。我們將多方尋求維護學術發展的原動力，希望在人口、公衛、財政、經濟、法律、社會、心理、政治與傳播等領域內，結合有志於學術研究發展學術興趣的學者，透過傳統學術評審的程序來發表論文，學術履歷與中英文不拘，只要是創新、批判與深度研究的論文皆所歡迎。評審過程中編輯委員會要求評審人係從學術立場仔細閱讀論文並提供意見，責任編輯在詳細比對評審意見與論文原稿，確認沒有偏頗或護短的意見之後，才撰寫綜合評審供編委會參考決議。同時在出版前，若作者願意到台灣健康與社會學社在各研究機構或大學所安排的學術研討會中做口頭報告，交換批判與心得，那更是我們一向的期望。